评委杜琪峰。戛纳有华人任评委，主要原因是吸引中国人的关注
评委施南生
写在前边的话：我和同事一起，连续报道了5年柏林、戛纳、威尼斯、釜山、东京、香港、上海……等国际电影节，约摸看出了一些电影节的门道。在这次戛纳电影节上，尤其幸运，因为开了《静距离观察》这个专栏，多了一些机会跟很多朋友聊天，包括戛纳电影节组委会的工作人员、其他电影节的选片人、以及各国熟悉电影节的影评人与记者聊天。
在闭幕的前晚，我突然觉得，似乎和戛纳电影节格外熟悉，好像他坐在那儿与我交谈了许久，从中，我得以洞察他多年的生存之道，以及存在的问题。
因此我才将戛纳电影节比拟为一个老者，这篇文章是我对其规则的总结与揣测。一家之言，如此而已。
坐在我面前的戛纳电影节，已经64岁，他长得有些像萨特与戈达尔的合体。他出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历经风波，目睹了电影的多次变化。他一直秉承独立的精神，企图平衡艺术与商业，但电影从来就不只是电影，戛纳难避政治与话题，也难逃小圈子行使权力、固步自封等指责。因为我来自中国，所以我问他的第一个问题，与我们自身紧密相关。
记得，我是这样开场的：“您好，我是来自于中国SINA.COM的记者。在新浪微博上，很多人都在关心和讨论戛纳电影节，他们尤其关心为什么这一次戛纳主竞赛单元和一种关注单元都没有中国片？”
他答：“你来自中国，可能在你们那，所有的问题都是有原因的，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其实并没有任何原因。真实的情况是，我们看到的所有电影，并不符合我们的选片标准，可能有一些电影还没有完成。”
紧接着，我问了第二个问题，“您觉得中国电影有怎样的特点？”他说：“中国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国家，我们当然关心中国发生了什么，我个人对这个东方国度有兴趣，但并不是只想作为猎奇性质的了解，我愿意更深入地看到这个国家普通人的生活状态。”他停顿一下：“就像我们的总监福里茂说的那样，中国电影很有特色，但今年的作品鲜有新意。”他问我：“你们的电影界有过讨论吗？”我迟疑着，他继续说下去：“去年，你们一年里的整体票房突破了一百亿人民币，可能在这样的语境要求之下，会让导演尴尬。一方面难以从商业标准里抽身，另外一方面因为这种要求，必须舍弃很多自我表达。”他强调：“我们当然理解市场的压力，但还应该重视来自历史的检验。”
我在记录的同时，抛出问题：“为什么在评委里面有两个华人导演？”他这样回答：“这个问题确实是有原因的，你们中国越来越强大，很富有，人口众多，作为一个重大的电影盛会来说，当然需要吸引你们的关注，我们注意到主竞赛单元和一种关注单元都没有你们的电影，为了引起你们的持续关注，这是我们解决问题的方法。”
我继续问：“为什么是杜琪峰与施南生呢？”他说：“能够担任戛纳评委的华人，只有那么多，也有可能我们认识的人也只有那么多，所以就是他们。”
我关心一种关注单元和主竞赛单元设置的区别所在。他这样解疑答惑：“主竞赛单元，除了展现年度电影的最高水准之外，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就是红地毯，我们希望入围这个单元得电影除了艺术性外，还应该有本国的明星的参与，这样能够更加吸引媒体的关注度。一种关注单元可能更加先锋与实验一些，因为投资的原因，也可能没有明星加盟。拿洪尚秀的电影来说，他的电影在艺术方面已经足够好，但每次只有三四个主要演员，如果他电影的投资能稍微大一点，制作更加精良，也有其本国明星的参与，参与任何单元都不是问题。”
红地毯上打酱油的明星日益增多，戛纳电影节走秀成分的日益扩大，为人诟病。我接着他的话题发问：“这样下去，您在艺术与商业的天枰上，会不会失衡？”他说：“我一直很注意，但没有办法，市场的交流对我也很重要，我必须谨慎，也必须平衡。”
我执著于探知他的核心竞争力：“在欧洲三大电影节里，您不是历史最悠久的一个，您如何保持活力？”他沉思片刻，回答我：“我是法国人，法国文化的熏陶，法国电影艺术的培养，当然有天然的影响。不夸张地说，我的趣味自成一体，在国家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支持下，我能坚持独立。”我怀疑是否这些就已经足够，“您公司内部的组织结构是怎样的？”他不宜透露全部，只说：“有这些当然是不够的，我们还得益于严密的组织结构，我们的总监与选片人的品味与鉴赏力亦不脱俗。”
我把听到的八卦柔和地说出来：“组委会授意评委，掌控获奖影片的归属，这是真的吗？”他予以否定：“我从来没听说过类似的说法，我也从来不干预评委的意见。”我追问下去：“其实，你们选择哪些评委组合，其实是知道最终会出现怎样的结果了吧？”他挑明：“那只是你的假设。”
我转换别的话题：“有人觉得，60多年以来，您的变化有些缓慢？”他接话：“只要有变化，就是好的，哪怕它再缓慢，我也有我坚守的、难以违背的价值观。”我与他就此问题深入探讨：“主竞赛单元尤其明显，其实在电影的选择上，您有些保守，而且不太多元。”他听得很认真，他问：“比如呢？”我说：“您并没有过度好莱坞，只不过好莱坞也得靠新鲜的故事与角度延续其生命力。您在艺术探索方面也没有走得极端，入选影片的类型也并没有外界想象得那样丰富。”他思索片刻才说出他的理解：“多元与开放都不一定是好事情，但因为有所谓的基本准则在，我才能保持现在的状态。”他明白我想听到什么，继续说下去：“作为电影节的运营来说，任何一个电影节都是一样的。Programer的角色尤其重要，应该知道自身的核心竞争力何在，然后规定各个单元的倾向。还需要在选择一流作品的同时，锐意扶植新人。如果要选择电影，必须去到那个国家，要了解那个国家发生的事情，以及那个国家导演的集体水准所在。至少，得去当地，跟当地的制片人与导演聊一聊。”
“那您有什么具体的意见给到上海国际电影节与北京国际电影季？”我趁热打铁。他说：“电影本身应该比所有其他的一切都要重要。举个例子，我拿很多名垂影史的电影人的名字来命名我们的电影宫，比如卢米埃尔、比如巴赞、比如德彪西。在商业之外，我也珍视并尊重电影艺术。”
最后一个问题，我问他对于影评人的看法，他沉吟片刻，“相对于电影史，电影评论史微不足道，但每一篇影评，都是思维活动的产物，值得聆听，并去伪存真地鞭策电影人自我的行为。电影创作者要有阐释与评论自己电影的自觉，并知道自己身处何方。”赵静/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