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小莲
1989年完成《流浪者之歌》后，埃米尔似乎找到了自己独特的表述方法，于是，1992年，他又拍摄了同样风格的《亚利桑那之梦》。尽管该片获得了93年柏林电影节银熊奖，但那种魔幻的意识在进入美国的都市之后便失去了韵味，自由的表达也脱离了吉普赛人的情调，在美国蔚蓝的天空下黯然失色。
这些并没有让埃米尔气馁，那头银熊也没有让他糊涂。时逢波黑战争接近尾声，南斯拉夫解体，大时代变迁中，埃米尔从美国回到了祖国，拍出了划时代的影片《地下》(Undergraund)。该片荣获了95年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大奖及96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影片的独特、深刻和超现实意义，还有它的经典，几乎成为当下电影史上的一座丰碑。
影片将政治、性、暴力、真实的纪录及幽默搅和在一起，通过二战、冷战以及波黑战争3个时期结构了一个完整的故事。二战时，德国人入侵南斯拉夫，被南斯拉夫人打败；冷战时，这些当年的抗德英雄被他们的领导人马尔科欺骗着躲入地下、造枪造炮，决定“等到时机成熟时”，和德国人决一死战。影片暗示了铁托统治时期的荒谬。80年代初期铁托去世，80年代末期，苏联解体、柏林墙倒塌、冷战结束，塞尔维亚、穆斯林和克罗地亚这3个说着同一种语言的种族却自己打了起来。二战中南斯拉夫生存下来，可是到了和平时期，波黑战争却让南斯拉夫解体。现实和影片一样残忍和黑暗。
影片里布瑞吉的儿子诞生于二战中，成长于地下。他在地下举行婚礼那天，父亲老布瑞吉再也无法等待，他带着儿子冲上地面，准备和德军殊死搏斗。地面上正在拍摄二战中布瑞吉牺牲的场面，看见自己的“德国仇人”还活着，他果断干脆地一枪打死了扮演者。儿子没有见过太阳和月亮，甚至不知道鸟是什么生物。他一直活在地下，一直以为自己是在为一个理想努力。最后，因为不会游泳，在河里淹死了。
影片结尾，在德国疯人院关了20年的伊文跑进地下隧道。一辆经过的军车问他去哪里，他答：“南斯拉夫。”司机大笑：“地球上已经没有南斯拉夫了！”这个时候，影片所有的思考和情结都已经打开，埃米尔最痛心的思考浮现出来：一个远离故土的人，有一天重归故里，可祖国早已不复存在！
影片使用了大量的音乐来支撑节奏。还是埃米尔惯用的手法，所有演奏员都直接在银幕中出现，他们不停地吹奏铜号、小号和圆号，让你在硝烟中停不下步伐。你会像被人追赶的疯子，不由自主地往前跑。后来，你跑累了，想在哪个港湾歇一歇脚，刚刚有了一个会心的微笑，大鼓又咚咚敲响，于是在导演的催促下，你又开始奔跑、冲锋。
接近三个小时的电影，你没法停顿，你跟着人物大笑，跟着人物一起疯狂，可不知道什么时刻开始，你再也笑不出来。看到伊文四处寻找他的大猩猩的时候，你会知道，一切的一切，都在人类自己搅和的战争中失去了。最后一个镜头，土地从大地的一角断裂，不知道要漂向何方，可是在那块断裂的土地上，人们还在唱着跳着欢笑着……
这似乎是给人类的一个残酷暗示。
当荣誉涌向埃米尔的时候，他生长的土地也有了激烈的反响。在人们看来，埃米尔这样一个长期在西方艺术家群体中生存的人，他的作品无法被自己的同胞认同，特别是他对铁托政权尖锐的批判，以及涉及到铁托在二战中领导的南斯拉夫共产党员的形象，都引发了众人的愤怒和攻击，其中特别激烈的声音，正是来自于他的故乡萨拉热窝。这让一个敏感的导演感受到了残忍的压力。灰心的埃米尔曾经宣布不再涉及电影，也不再摸胶片。但是，3年后，他还是拍出了描写吉普赛人的作品《黑猫白猫》，并凭借该片荣获1998年威尼斯电影节银狮奖。后来，他的所有影片，都保持着极其个人化的电影语言、独到风格，但再没有一部，可以突破《地下》。
《地下》最后的台词，也正是埃米尔的心声：带着悲痛和喜悦，我们永远记住祖国。我们将告诉孩子许多故事，那些故事，都有童话般的开始……
